比如刚刚看过一本中学语文参考书中讲字音部分时，提到“东渐于海”中的“渐”字应读阴平，而不是常见的去声，但它既未给出此字的意思，又没注出处，而还在上高中的我又不认识，怎么办呢？查商务的《现代汉语词典》，说意思是“流入：东~于海”。再查同样是商务出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上面解释道：“慢慢流入。《尚书•禹贡》：‘东~于海’。引疏导。《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禹贡之功大矣，~九川。’”两者相比较，后者自然更详尽、完备些。

      在读鲁迅《野草》中《我的失恋》时只觉得其格式挺熟的，好象在前不久看过的复旦大学的章培衡、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见过，一翻，原来是汉代张衡的《四愁诗》。于是，在这首“拟古的打油诗”末尾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写上“乃仿张衡《四愁诗》作”。不料，定睛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此诗下编者的注解中已告诉了是仿《四愁诗》的了，我却白费气力去翻别的书，此亦可为我读书时心浮毛糙的又一见证。

      读到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中描写方鸿渐给唐晓芙写信时：“他恨不能用英文写信，因为文言信的语气太生分，白话信的语气容易变成讨人厌的亲热；只有英文欣容许他坦白写‘我的亲爱的唐小姐’、‘你极虔诚的方鸿渐’。”我当时真是目瞪口呆，我不明白，他如何能那么准确地写出这种心理！我第一次给她写信时的想法真被钱氏表达得淋漓尽致。

      诸如此般的乐趣还有很多，都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不值得一提的。在书中，我没有找到千盅黍、颜如玉和黄金屋，得到的只有这些在夜里灯下自己才知道的，书中的乐趣。

        今年的4月27日是胡塞尔逝世70周年的纪念日，我这个崇敬胡塞尔的哲学门外汉一直想写点纪念的文字，可一直拖到现在也未完成。我绝不敢说自己“懂”胡塞尔——那是“聪明人”才敢妄言的,这里只是想和对真正的哲学有点兴趣、又有一定西方哲学基础的朋友聊聊自己的一点阅读感受和总体印象，不是专业论文，上不得大雅之堂。

        我接触到真正的哲学还是在大一，因为我的母校华中师范大学曾经的校长韦卓民先生翻译了哲学巨著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0年校订版。《纯批》的汉译情况我另有专文介绍，可参看http://www.douban.com/review/1011576/），刚进校门时康德和韦卓民两位的大名我就是如雷贯耳。两位名人，其中一位又是老校长，自豪感和好奇心使我开始想对哲学一探究竟。不过，这一看却使我走了个弯路。大凡读过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哲学这个早期阶段，只要耐着性子仔细看，普通人都基本能明白哲学家们的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多深刻，但基本能懂；而从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哲学命题的笛卡尔为起始标志的西方近代哲学，如果没有一定基础，就算你很仔细、很认真地看，也很难看懂那些哲学家究竟在说些什么（当然，少数天才除外，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不是什么天才），何况一上来就读《纯批》。个中曲折不足而论。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的深入，我又在大三接触到了胡塞尔这位和康德非常相似的20世纪哲学界的旷世奇才。每每在阅读他们著作和生平的时候，常常能有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结尾处写到的感觉：“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思索，就愈是给人的心灵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读着他们的著作，跟着他们的思路一起思考，真真有生命得到充实、境界得到升华地感受，那种感受非常美好，远不是“阿堵”可以买来的。

        胡塞尔开创的哲学运动习惯被称为“现象学”，他的工作首先是从批判相对真理开始的。我们平时所谓的自然规律是现实事件的联系规律，由于有时间和空间两大变量，又是用归纳法得到的，因此这种规律就只能是概率规律，就算用实验验证无数次，依旧不能说是必然的，因为无数不等于穷尽，不穷尽就不能说是必然。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也被称作经验科学的原因。这里对“无数不等于穷尽”举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1到1.1之间有无数个有理数，1.01，1.011，1.0111...而这显然没有穷尽1到2之间的所有有理数，显而易见，1到2还有1.11，1.111，1.1111...1到1.1之间有无数个有理数，却不能说穷尽了1到2之间所有的有理数。而逻辑规律是观念的联系规律，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影响，是用演绎法推理出的必然的、先天的真理，胡塞尔的理想就是找到绝对正确的必然真理。

        胡塞尔认为，把自然规律当作真理的错误其根源是概念不清，混淆了心理活动本身和心理活动对象。比如计算这种心理活动，“我在计算”是一种心理活动，而“1+1=2”是心理活动对象。心理活动可能错误，我也许会计算错误，但是，“1+1=2”这个逻辑规律本身是绝对正确的真理。正是在此批判上，胡塞尔提出了一个的终身理想：将哲学改造成一门可以严谨论证的科学。

        如今，“科学”一词含义很广，日常语言中常常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又等同于“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又等同于“绝对正确”，实在是很混乱。比如，我们会听到某人责备其他人说：“你怎么这么不讲科学啊”，这里的科学其实就包含了上述列举的诸多含义。

        但是，在思路清晰的哲学家看来，自然科学只是理论化了的经验总结，离科学这个真理还有很大距离。建设比破除更重要，胡塞尔要开工建设新的大厦了。他接受了布伦塔洛的“意向性”理论，把它作为现象学的基石。这里的“意向性”是心理现象独有的一个基本特征，指的是意识构造、指向对象的活动和能力。胡塞尔说“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思就是说意识总有个对象，不存在没有对象的意识。这个“意向性”的概念，相信学过高中数学的朋友一定会联想起“映射”这个高中代数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设有A和B两个非空集合，两集合元素之间对应关系（法则）f，如果对于A集合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能通过f在B中都存在一个元素与之对应，则f就称为从A到B的映射，其中A为原象，B为象。如果这两个集合是数集，那么这个映射就是函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意向性”其实就是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的映射关系。

    意向活动各种各样，有的直接指向对象，有的则不然，情感往往就不是直接指向对象的意识活动。比如，爱或恨都是情感的意识活动，但它们有时并不直接指向对象，但一切意向活动都是以直接指向对象的意向活动为基础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胡塞尔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找到一种不以任何假设为前提、达到必真的一种方法，凡是存疑的判断，他都要求“中止判断”，如同孔圣人对怪力乱神的“存而不论”。

既然通过归纳得到的经验性规律只能是或然规律，那么到底如何得到必然真理呢？胡塞尔提出了“本质直觉”的方法，其基本原则是“面向事物本身”，不仅个别的东西可以被直观，逻辑规律那样的本质的东西也是可以被直观的。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事物”一词不能被理解为仅仅是物理的东西，而应理解为“纯粹现象”，即所有意识活动的对象。

        不过，在本质还原之前要求部分的“悬搁”，就是说首先要对我们意识到的事物是存在着的这个信念存疑，如果再对意识主题人的存在存疑，那就是完全“悬搁”了。从“直观”地“看”每个具体事物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殊相出发（再次提醒注意，这个“具体事物”不仅仅指物理世界中所谓“真实客观”的具体物质，也包括意识领域中的具体事物），只注重要研究的参数变量，不去理会其它变量（“不理会”就是所谓“悬搁”了）。

还是举两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本质还原吧。一个例子是最近央视《百家讲坛》最当红的马未都在《面对面》专访中说道，他个人非常喜欢宋代瓷器，描绘比较素净，造型往往有收口，显得比较内敛。马未都从宋瓷外在形象这个直接显现的现象入手，综合宋代其他文物和文献所反映的政治、军事、文化等相关参数，“还原”出了宋代的总体形态——一种趋向收势、收敛的文化。

另一个例子是语言上的，1998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阅读理解中有这么一句话："A survey of new stories in 1996 reveals that the antiscience tag has been attached to many other groups as well，from authorities who advocate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last remaining stocks of smallpox virus to Republicans who advocated decreased funding for basic research."要正确理解这个句子的本质，就要把细枝末节的部分括起来，剩下就只有“a survey reveals that…”。这样，意思就非常明确了：（1996年）一次（对新书的）调查显示（"反科学"的标签被贴在了很多别的人群的身上，包括提倡根除残余的天花病毒的权威机构，以及提倡削减基础科学研究资金的民主党人）。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更是这种“还原”方法的典范。

        上面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从物质现象出发的，一个是从语言出发的。如果我们要想把握物质的本质，我们可以从一个现实的或观念中的物质的具体东西出发，比如上面提到的宋代瓷器。我们在观念中任意改变这个宋代瓷器，可以把它改变为碗、木塌、飞机等等，把它当作一个变量任意改变。于是我们发现，所谓物质是有时间的持续性和空间的广延性的东西，这二者合起来就是物质的本质。

　　    胡塞尔还提出了“先验还原”的观点。他认为存在内在时间，由获得原初印象、回忆和展望三种行为直接自明的意识的行为构成。三种意识行为分别对应现在、过去和将来的意识，它们合在一起就构成内在的时间意识。这其中，获得原初印象对应的当下时间是个关键。时间当然是不断流动的，但当我们要考察某个当下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类似物理中的相对静止的办法，把这个要考察的当下时间在观念中固定。然后用逻辑排序，在这个当下时间之前的是回忆，之后的则是展望。

    　　胡塞尔还认为，在时空中存在的客观物质也是由意识的活动构成的。DNA双螺旋的发现者之一Francis Crick在《惊人的假说》一书中提到一个场景：关着的窗户外一个人在向室内观望，我们坐在室内看到他的脸，窗棱把他脸分成了四个部分，而且我们只观察到它的一面，究竟是什么机制让我们马上能判断出那是一个完整的脸而不是四个部分，并且外面站着的是个一个人？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其他部分，我们可以打开窗户看看，可以出去看看，但无论如何，物质都只能在一定的层面上显现出来，我们看到的部分不等于全体，也无法“组合”成整体。于是才有这样的判定：客观物质不等于感觉的复合，所谓客观就是独立于意识、不以意识为转移的。不过，胡塞尔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以上的推理并不能真正证明物质是超越意识的，因为物质超越的是它的现实给予，并没有超越它的潜在给予。意识能意识到物质的现实给予，同时也能意识到这个物质的潜在给予，意识到去进一步观察的可能性。这些不同种类的意识整合构成了“客观的”物质，曾经意识意识到的潜在给予就形成了经验，我们谈论所谓的客观物质实质上正是由我们的意识整合构成的“客观物质”这个概念。胡塞尔对认识论研究后最终主张一切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意识活动构成的，他是一个非常真诚而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唯我论者。

    　　我很粗略地论述了自己理解的胡塞尔现象学，其中夹杂了很多很多自己的观点和举例。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应该看这个人为别人写的传记而不是看别人为他写的传记。所以要想真正理解胡塞尔，读他的原著才是正途，哪怕只是译本。

　　　　我敬仰胡塞尔，并非赞同他的全部观点和体系。比如他认为像“1+1=2”这种心理活动对象、这个逻辑规律本身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而今天我们大家很容易理解1+1可能有别的结果，二进制中等于０，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等中等于，所以，这个“绝对正确的”真理也是有“进制”这个条件的。还比如我们大家原本确信无疑的欧几里德几何的“平行公理”：从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和这条直线平行。而罗巴切夫斯基则说，从直线外一点，至少可以做两条直线和这条直线平行。有趣的黎曼也来凑热闹，他说在同一平面内任何两条直线一定相交。他不承认平行线的存在。他们两位说的这个也都是不需要证明的“公理”。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都是正确的，关键是适用于不同的范围，类似经典物理学和相对论、量子力学。有趣的是，经典物理学和欧氏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与非欧几何是相对应的。我们当然不能用现在的各种成果来苛求前人，虽然胡塞尔是数学博士，他那个时代非欧几何也已出现，黎曼也是德国人，但他似乎并不了解非欧几何或者没有注意。实际上，歌德尔早已向我们证明了有限多公理体系的破产。换句话说，胡塞尔设想找到一个不以任何假设为前提的基础，然后得到绝对正确的必然真理只能是个幻想，虽然这对于胡塞尔来说过于残酷，他恐怕不能接受。

        胡塞尔为了使他的基本观点保持一贯和彻底，不惜否定客观物质，全部归结于主观意识，当然这只是在哲学思考这个层面上的，而不是现实生活层面上的。哲学家一样需要世俗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不会少，贝克莱也好，胡塞尔也好都不会傻到在现实生活中也否定客观物质，那样的人只能生活在精神病院里或者自杀。西方思想家、哲学家讲究思想的绝对自由和行动的相对自由是历来的传统。他们是真诚的，连海德格尔还接受《明镜》的采访。而中国的传统是要言行一致，结果只能造就一批又一批的伪君子。

        胡塞尔的哲学体系和观点是否成立？其实胡塞尔一生就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虽然没有维特根斯坦那样大的力度。与康德一样，胡塞尔也只做了大量基础性、探索性工作，主体的实质性工作并没能全面展开，更谈不上完成。实际上，我这个坚定的不可知论者和虚无主义者一直这样顽固的认为：无论哪个领域的哪个大家也只能是一个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探路者”，如果说一定有个尽头，那也只可能是“坟”。真正给我们以启迪、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不是胡塞尔的哲学体系和观点，而他的思考本身。

三

然而，为什么媒体要故意造出这么多股票神话（我绝对相信许多财经记者都知道其中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大众们又为什么会相信？

第一个问题相对简单，因为利益。媒体这样造神才好吸引眼球，才能赚钱；或者，有的媒体本身就代表某些利益集团，需要为他们造势。

第二个问题就更深些，牵涉到基本的人性。基本的人性中有两个基本要素：贪和懒。这里的“贪”和“懒”都是泛意上的，不仅仅指对金钱的贪和工作的懒。只要一个人还活着，他总有各种欲求（欲望的追求），不然的话就自杀去了。这种欲求就会导致“贪”。对金钱的欲求是贪，对知识的欲求也是贪；对女色的欲求是贪，对事业的欲求还是贪。在这个问题上，牛顿和西门庆没有区别。

另一个是“懒”。个人在生理上是有限的，所以个人的精力、时间、能力等各方面也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事都去做，更不可能什么事都做好。所以人一定会懒，也一定要懒，这是一种常态。钱锺书在读书、做学问上异常勤奋，但在家务方面却是异常得懒；朱自冶在吃上异常勤奋，却在科学事业上异常得懒。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我们和康德没有区别。

我们和大人物的区别在于：他们会把“贪”和“懒”分开，我们却不会。“贪”的东西一定是你在乎的，金钱、事业、荣誉、女色，那么在你在乎的事情上就不能“懒”。“贪”不等于好吃懒做、坐享其成，“贪”只是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求。既然永不满足，就要勤奋追求。自然，在不贪的方面就要“懒”一下了。

而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呢？总是把“贪”和“懒”紧密结合在一起，幻想着一夜暴富，幻想着什么都不用做就“按需分配”了。

大家看到，对上面那些天花乱坠的神话，只要你用常识——我们平时最确信无疑的观点、知识和推断，就能发现明显的大问题。可惜，我们太多的人总是被自己同时的“贪”和“懒”迷住了眼睛。

大凡想写点什么的人，总是有倾诉欲的。他们往往想象一个虚拟的谈话对象，谈话的内容就是做出的文章，把许多做好的文章编在一起，就成了书。所以，锺书先生常说，想了解一个人，要看他给别人做的传，而不要看别人给他做的传。

我是个爱书的人。因为爱书，所以给自己未来的书房起名为“书蠹轩”，就是书虫的小书房，大书房是“斋”，我没有那个奢望。而把“轩”字放到最前读，就是“轩书蠹”， 小书房里的书虫，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也算是自号吧。

    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这个小册子里有我对各个方面的杂感，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不一而论。文章中的观点、词句他人未必看得上眼，但就自己而言却都是有感而发的，何况敝帚自珍呢。

    自己喜欢的人家未必喜欢，即便是地狱对有些人而言都是个好去处。高中时很迷鲁迅，当时把先生的《病后杂谈》给一个朋友看，开头就有我以为精彩的两段：

    “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我自己的书，看过之后，觉得精彩或者若有所得的时候就爱在旁边批上自己的看法，这两段的旁边我批的都是“有趣”，可那位朋友看过后不以为然，说这哪里有趣？我无言以对，在现在这个选择愈来愈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往往只能顾上自己——救世主早就死了，别人不需要你来拯救。  

没有谁是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一点我很清楚。

现在初步的想法是每两周写一篇，范围会涉及我感兴趣的各个领域。当然，这算不得预告。初上讲台的师范生，往往以为准备得很充分了，可讲上两句就没了词，头皮开始发麻，手心开始出汗，腿脚也开始不听使唤。随遇而安吧，反正我也不靠这个吃饭。